官乐怡: 纵横四海 |

此文章首次刊登在《环球博彩》2016年03月／04月刊中。

在一切与澳门相关的事物方面，比官乐怡博士更权威的人士恐怕不多。他出生于印度，后远赴葡萄牙学习法律，并在世界各地从事律师和法官工作。1981年，他受何鸿燊博士的邀请来到澳门，此后成为澳门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STDM的内部律师，他在公司的发展和迅速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随着博彩业开放将澳门推向世界，他也认识到这对当地社区产生的巨大影响，最终促使他创建了官乐怡基金会。他的职业生涯备受尊敬，2014年获葡萄牙总统授勋。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卓弈最近有幸与官乐怡大律师探讨了他非同寻常的人生。

卓弈：官乐怡博士，很荣幸能与您交谈，感谢您抽时间接受WGM的访谈。我们从头讲起吧，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出生地、童年生活，以及早期职业生涯吗？
官乐怡：我出生在孟买，但童年是在达曼度过的（印度西海岸的一个联邦属地，前葡萄牙殖民地），并在那里上了小学。1950至1957年，我在果阿上中学。1958年，我去了里斯本，因为果阿没有大学。我想要学法律。我曾祖父是果阿一位非常有名的律师，父亲在达曼也是律师，因此我是受家庭的熏陶。

当时那是个艰难的决定，因为是母亲在供养我们。我有两个姐姐，其中一个随我去了里斯本。母亲做了很大牺牲来支持我们，达曼政府也给了我奖学金。

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61年底，葡萄牙与印度的关系切断。当时我的法律学位读到了第三年，但无法再从家里获得任何资助。那时，我业余时间喜欢拍照，于是开始在大学参加一些摄影课程。从摄影我又转向电影制作，这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因为我开始在葡萄牙给一位电视监制人做助理。这让我有很多时间去学习。

我们大多是在晚上工作，所以白天有时间去学校。我从1962至1966年在广播电视台工作，1965年底完成了学业，然后开始寻找一份职业。

卓：您考虑过从事电视或电影业吗？
官：那是我不得不做的一个重大决定。由于我学习的电影课程以及在电视行业中的经验，我作为被选中的六名学生之一，可以前往巴黎的电影学院继续学习电影制作。但我知道，如果去了巴黎，就不能回来完成最后一年的法律学习。电影制作也似乎不能提供稳定的生活。决定放弃很难，因为这是我全心投入的领域，曾经为若干电影工作过。内心有这股热情，但我抑制住了，决定选择未来能带给我更多保障的事情。

于是我完成了学业，选择在里斯本的一个刑事法庭实习。我可以选择律师或者法官为发展方向。我们要在检察机关先做六年的检察官，然后想成为法官的话需要参加一个考试，如果合格了，你的职业生涯就开始了。我选择了这个路径。我被任命去距离里斯本大约七十公里的一个小镇做检察官。那是我的第一次任命，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与生活中的任何其他事一样，我百分百地认真去做，很投入地在葡萄牙做了一年的检察官。当时所有葡萄牙的候选人还有机会获得在殖民地的职位。

我已经在葡萄牙待了六七年，并且原籍也是殖民地，因此我感觉与它有种密切的联系。1966年我选择去了莫桑比克。至1975年，我在殖民地工作了十年，前四年在莫桑比克，后来去了东帝汶。去东帝汶是个艰难的变化，因为姐姐及侄子和我住在莫桑比克，且东帝汶是个偏僻之地。当时没有飞机能去，只能坐船。

我用了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从莫桑比克抵达了东帝汶。先是花一个月坐船到香港，期间第一次途径澳门。那是1969年。

船在香港停了三天，所以我有一天的时间去澳门。但我记得那天下午，最后一班渡轮在下午五点离开，而我忘了提前买票。到码头时，已经没票了！我非常恐慌，因为船在那天晚上就要离开香港，而我回不去了！但在我整个人生中，每当有困境时，上帝总是会伸出援手。他又一次帮助了我！

于是我得以回到香港，并在东帝汶待了两年。

在东帝汶除了工作，没有太多可以做的，因此我可以更多地专注于工作。我在那里创建起现在的监狱体制，非常欣慰的是，三十年后我再次回去，有人告诉我他们还在找我，并没有忘记我。东帝汶教会我用对待自己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或许因为那是个很穷困的地方。

东帝汶之后，我可以选择去另一个殖民地，于是我成为安哥拉南部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那时我感受到了作为法官的责任之重大，并渐渐明白，金钱不应该是生活的目标，它只是一个改善生活的工具。澳门存在一种不同的观念，人们认为他们必须成为最有钱的人，拥有最大的银行帐户或最好的宾利。我也喜欢宾利，但那不是我追求的目标。

卓：您有着不寻常的人生，穿梭在世界各地，最后在澳门定居。您是如何最终来到这里的？
官：这个故事很有趣。我在东帝汶有个好朋友，一个中国商人。我去安哥拉时，他也在那里做一些投资。1975年，我回到葡萄牙，在里斯本做法官，他每次途径那里，我们都会见面。他喜欢葡萄牙美食，因此他过来时常会给我电话，说，”我们去吃烤鸡吧”，去他喜欢的一家餐厅。因此我们常常见面。那时我感到在职责方面，在葡萄牙做法官与在殖民地不一样。环境不同，有一些方面我不太喜欢。而且我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当时我虽然年轻，但已经感受到照顾家庭的责任，我无法想象能够在葡萄牙做到。有一天这个朋友对我说，”我感觉你在这里不是很开心，为什么不试试澳门？那里的律师不多。不妨试一下，如果喜欢，就可以留下来。”

我有些犹豫。一起吃过午餐后，他回了香港。两天后，半夜电话响了，是他。他说，”我朋友需要一位律师来创立一个法律部门。我提到了你，他对你印象深刻，希望你能来。”他把电话递过去，那是我第一次与何鸿燊博士谈话。

他建议我过来，为STDM工作，协助发展公司。那是1981年5月。我告诉他，我需要再去一次澳门再做决定，看看环境、房子等是否适合孩子的学习。他说，”没问题，我会送票给您，何时方便就何时过来。”于是1981年6月我来到澳门，与何博士见面。

和家人谈话后，我决定来一年，因为我不想承诺什么。但我来到澳门后，很喜欢这里。从工作角度，我感到是很好的挑战，并且我带来的经验很有用。当时只有几位律师，大多已年迈。第一年结束时，我说，”再试一年。”

何博士希望我能继续。我创建了他们以前没有的法律部门，并且何博士告诉我，没有一个他熟悉的、与其有着共同目标的内部律师来照料公司利益，他感到不太安心。

因此我接受了挑战，这个关系持续了29年，但同时也一直保持着必要的距离。我们很亲密，同时也是分开的。他有一重生活和自己的事情，我从来不涉足。我们在处理所有事宜上都很专业。他的特质之一是，总是知道去尊重与他一起工作的人。

29年来，与他工作一直是非常好的体验，因为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我看到了这点，在很多事情上，都听从了他。我加入STDM后，它从一个简单的小博彩公司，拓展到涉足很多领域，地产、投资等，成为澳门这座城市的发动机。

卓：您对当时的澳门有哪些记忆？
官：我来到澳门时，葡京酒店旁边的大楼，总统酒店，是那个区域的最后一栋楼，直到外港全是农场。外港客运大楼也是何博士有远见卓识、理解与香港连接重要性的一个例子，我们与政府商谈修建了现有的客运码头。当时很有争议。他还毫不犹豫地支持修建机场，机场是一项巨大投资，但何博士亲自参与其中。他预见到，如果澳门不采取进一步措施，就不会有更远的未来。它将一直是一座小村庄而已。尽管博彩是澳门的摇钱树，并且这里政府之外最具影响力的就是STDM，但他明白，一旦中国内地开始开放，澳门的规则将会完全不同。因此他循序渐进，直至澳门成为今日的面貌。

卓：有些人似乎认为，何博士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但就您所说，他如若不具备某种远见卓识，一切也不会发生？
官：我认为他很清楚时局，因为他也是中国人。他意识到，该地区的整个地缘政治格局都在发展变化中。1982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开始为交接准备时，何博士清楚，一个新生命、新挑战正在到来，他做了准备。出于尊重和欣赏，我不应该过多谈论他。他为澳门做了很多事，为以后发生的一切做了必要的准备。有时他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赞许，但他的角色对澳门很重要。

卓：您现在住哪里？
官：最初来澳门时住的房子还在，我在那栋楼里住了25年。现在我也会去另一个房子住，但我还留着第一个房子。我们想在氹仔和路环岛有个房子，需要一些新鲜空气和绿地时可以去那里。我记得以前在桥的末端有个收费站，过桥需要花5澳门元。以前只有一条主路穿过氹仔，其余全是绿地。我记得第一个打破氹仔绿地的建筑就是纪念碑。

卓：当时氹仔与路环岛相连吗？
官：有一个相接处，位于现在的中心地带，那些动物雕像所在的地方。正是那条路的位置，路两边有水。我仍然记得澳门一次叫Becky的台风－水漫过了那条路，需要修葺。

但1969年我途径澳门时，两岛的连接是通过一艘小船，会在路环岛和氹仔停，但要小心潮汐。我记得1971年，整个氹仔和路环岛只有两三辆车。一个朋友的朋友拥有其中一辆，吉普车。他很友善地开车载我们兜风，我们去了黑沙海滩和竹湾海滩，不过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那时只有岩石。

澳门的发展非常快。从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它开始迅速增长。第一个阶段由STDM推动，然后其他人开始加入，将它推上了国际舞台。

卓：让我们快进到2001年，澳门博彩业的开放为我们之后所目睹的令人惊叹的演变开启了大门。当时澳门人是如何反应的？
官：世纪之交，博彩业的开放是对澳门社会的巨大冲击。它带来了很多好的事物，但同时亦有很多风险。在某些方面，我决定创建官乐怡基金会的原因，正是我的所见以及那些风险。几年前我预见到的事情现在就出现了。

卓：有哪些风险？
官：风险是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当变化来得太快，它一定会制造一些问题，因为新来者不适应，本地人不适应，有些人步伐太快。转眼间，整个就业市场变化了，这是社会问题的核心。在那之前，你去找一份工作，那就是你的职业了。

但澳门新的工作机会让晋升变得容易，让整个就业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8,000或9,000澳门元就是不错的收入，但这个数字骤然上升到15,000或16,000澳门元。那是市场上第一个大变化，并不是每个人都为这样一次变化做了心理准备。人们会在公司之间来回跳槽，说，”你多给我1,000，我就换工作。”

这点非常不好，因为你无法建立起责任感。目的变了，金钱成为执念，让做事变得艰难。一切发生得太快，应该需要二十年的事情只用了五年。

卓：您对澳门的教育状况怎么看？有足够多的人去积极增进知识和技能，以跟上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吗？
官：你需要当地人去努力达到一个标准，但大学里的澳门居民并不是很多。或许我们忘了，2001年澳门有四十万人口。现在有六十多万，但我们没有能够填补所有新职位所需的劳动力。我们还会有问题出现。有当地人声称，他们不希望非澳门居民夺走他们的工作。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如果你允许发展，但不提供有技能的人，而澳门人又无法填补那些职位，这是不公平的。你需要那些具备澳门人所没有的技能的人才，这就是现实。你不可能按个按钮，就一夜间掌握技能了。这需要时间。

卓：我们要如何去改变？
官：教育方面，我有一个观点，但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认同。我感到澳门的整个教育体制需要一些变化。从小学开始，它基本上是以记忆为基础。从记忆4,000个汉字来学习如何写作，那是很大的量，而我们只需要不到30个字母，因此他们基本是建立在记忆之上。如果你需要复制东西，那么记忆力很重要，他们会做得很完美，但生活不止这些。教育体制需要敦促你不断活跃和锻炼大脑。

因此我感觉整个教育体制需要改变，鼓励年轻人去更多地思考而不只是复制。政府正在做出努力，提供奖学金将人们送去美国、加拿大、香港和葡萄牙学习，但如果这里有这样的教育体制，我们就不需要那样做了。

卓：您看到了澳门其他方面的变化吗？
官：肯定有一些变化。我记得刚来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社会，到这里五六个月后，就有人认识我们，和我们打招呼。这一点在澳门还没有完全消失，这是它与香港的不同之处，但已经淡化了一些，因为在各个领域存在的竞争。不只是六家博企的竞争，还有其他方面也在相互挑战，比如餐厅。未来三至五年，我们将能够衡量和找出真正的变化在哪里，因为衰退将让一些重要的方面浮出水面。

卓：说起澳门博彩经济的衰退，您对当前的环境怎么看？您认为它会持续多久？
官：我不是算命师，但我感觉这次衰退还会再持续一两年。它同样发生得太快，是对博彩业的一次彻底打压，并将开始影响很多领域，商业、房产、投资等。要想恢复到上个十年的状态，我认为是没有可能了。为什么？因为那是由中国豪客支撑起来的，而这再也不会被允许重演了。再也回不去了。

中国也在改变思维，由于他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也开始感受到金钱的价值。他们知道有必要去照顾未来，而这会影响到流入澳门的金钱。我认为澳门会设法克服衰退，我们会去适应。目前他们在逐年逐月地对比，并且说，下降了36%或37%，但终究会到一个降幅减低的时候。这次衰退的发生无疑很快，但澳门会去适应。它适应过好的时光，也将适应最糟糕的情况。

卓：我们来谈谈官乐怡基金会。它是如何诞生的？
官：我希望澳门有一个位于本地的研究中心。直到1999年，法律都是在葡萄牙建立，然后延伸到澳门。我们与葡萄牙切断联系的那一刻，就成为了孤儿，因为我们的法律体系与周遭任何地方都没有关联。它与香港不同，因此我们不能拿过来，塞进我们的法律体系。中国内地也是一样。

因此所有事都需要在本地由澳门人和澳门立法者来做。他们没有意识到交接真正意味着什么，它将权力放在他们手中，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以及创建澳门社会的整个框架，以维护和平与和谐。不过幸运的是，中国决定澳门应该保持自治。若非中国采纳这项政策，澳门的麻烦会深入很多。我确信整个法律体系将会改变。

有了自治政策，仍然有可能保留澳门，但如果没有一位大师，或者足够的人，在这里研究和专注于法律，它就成为一个风险，并且金钱很快会成为诱惑。恕我直言，很多立法者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建立法律，让社会受益。这就是我决定创立一个研究中心的原因。这是一个人们思考、研究和传播思想的地方。多数人不懂法律，以及如何在澳门应用法律。

卓：因此研究中心基本上是一个建立澳门法律框架的地方？
官：我希望人们可以去讨论和争论。我不认为公众咨询是最有效的途径。在我看来，咨询是一个不同的模式，只是用来将权力放到街道上，聆听人们的想法。有太多不同的观点！因此我们创立了这个中心，但然后我想，如果创立一个依赖于我个人的中心…我已经老了。如果中心无法自资，将如何继续？于是我想创立一个基金会，能够支持研究中心的活动，这样有我没我，它都可以独自行走。

当时我告诉自己，如果创立了基金会，或许还可以去涉足其他一些问题。澳门没有艺术市场，没有音乐市场，因为我们的规模有限。它需要一个推动力，这正是基金会在努力做的。我们不是在追求利润，对起步者全部免费。我想看到的，不是著名艺术家在这里展览。我想要的是，给那些起步的人一个机会，去实现梦想。音乐亦是如此－给他们信心，让人们不要认为必须靠物质生活，或者将赚钱视为目标。为什么不将焦点放在不是直接以赚钱为目的的事情上？为什么不去娱乐你的灵魂？你的思想？为什么不去为他人带来愉悦？我不好说基金会是否成功，但我们给了公众以及周围的人认可。我们在努力引起人们的关注。

卓：可以为我们讲一个官乐怡基金会帮到他人的例子吗？
官：有很多。我们有一个艺术家，他开办了画廊，做了展览，后来获邀前往巴黎。我们给予了支持和鼓励。现在他比以前自信了很多，还获得澳门艺术博物馆的邀请以及香港的邀请。现在他感觉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尽管继续在学校教书，但他有了信心，自己的艺术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卓：对于当前中国和澳门政府推动澳门娱乐场多元化，将焦点从博彩转移，您怎么看？
官：这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工业已经死亡，而且当周围有劳动力成本更低、拥有原材料、更好的条件和更大空间的国家时，它也不会再回来。澳门没办法竞争，因此工业可以放在一边了。政府正在推动的创意和文化产业，我认为有发展的空间，但永远无法取代对博彩的依赖。博彩收入不会被取代。或许长远来看，我们可以努力促进文化中心的形成，创建一个基于历史遗产的澳门形象，但它将永远取代不了博彩业。这不可能。

卓：最后一个问题，您与何鸿燊博士共事多年，我们的读者一定希望我们问到，你们是否仍经常见面以及他近况如何。
官：我们不常见面。当你与一个人共事了29年，很自然地就建立起一种关系，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总是将职业及其他生活分开来。工作上，我们关系很近，但我从未进入过他的私生活。我保持了距离。有时我会想要见他，但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带着问题找他。以前当他遇到问题，或者我遇到问题，我们会交流更多，因为我们需要共同找出与商业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他现在并没有紧跟工作事宜，就没有必要再去烦扰他了。我不想打破他需要和应得的宁静。我希望人们尊重他的隐私，以及他为澳门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