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章首次刊登在《环球博彩》2015年9月/10月刊中。
早在2004年金沙开业预示新澳门的到来之前, 冯家超博士(Davis Fong)就已经在推广至 关重要的负责任博彩的信息。作为澳门大学博 彩研究所(ISCG)所长,冯博士及其团队负责 向政府提供各种建议,从澳门问题赌博的原因 和比率,到推荐的治疗方法,以及”负责任博 彩”概念推广。这是WGM负责任博彩系列文 章中的第一篇,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卓弈与冯博 士做了交谈,了解了更多这方面的信息。
卓弈:冯先生,感谢您就负责任博彩这个极其重要的话题与我 们交谈。首先,可以为我们讲讲负责任博彩究竟是什么吗?
冯家超:负责任博彩的含义也在随时间而演进。2007年我们做 了第一次研究,采用了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使用的一些 概念。当时据我们的理解,负责任博彩的概念在美国基本上以 个人为焦点。它是博彩营运商的倡议,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关注 博彩的负面影响。他们建议行业建立一套行为规范,美国博彩 业协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遵守,这样他们就只集中精力在赌客 行为上。
当时,”负责任博彩”一词在美国是指负责任的博彩行 为。但当我们去了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概念时,有一点不 同,尤其在澳大利亚,他们关注的东西更多。
首先是服务责任。这意味着不仅是博彩者,相关持份者也 都有责任阻止问题发生。
第二是危害最小化,与在消费主义中的概念相同。当 一位顾客走进超市,他们需要看看商标和提供的信息,而 营运商需要提供足够和正确的信息,以便消费者决定是否 购买。因此这个概念来源于消费者保护。危害最小化意味 着做一个知情的决定,以此来将与博彩有关的危害降到最 低。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有一个规范的环境,因为无论 我们为赌客做多少,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适度监管的环境, 仍然有可能对他们造成危害。因此综合考虑,它的意思 是,在一个适度监管的环境中,赌客可以做一个知情的决 定,最终危害将降到最低,与博彩相关的、对别人所引致 的危害也将降到最低。这就是负责任博彩的定义。
这是我们的起点,但当我们去应用到澳门社会时,我 们学到了,除了博彩营运商、政府以及博彩者,我们需要 再引入两个持份者。一个是教育及其他社区团体,比如大 学和各级学校就正确的价值观进行教育。另一个是问题赌 博防治机构。澳门有很多的组织和协会,要想有效地实施 政策,我们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和网络来宣传推广。
这就是为什么最初在研究如何在澳门引入负责任博彩 的概念时,我们制定了一个五个持份者模式,也就是我们 所称的”澳门负责任博彩模式”。
卓:将这个模式应用在澳门社会显然是一个重要步骤,但 澳门博彩活动的一个巨大百分比来自中国内地。我们知 道,他们平均每次逗留时间约为1.4天。如何去辨别,并将 信息传达给中国内地的赌客?
冯:我们将本地和游客市场区分开来。本地市场很容易理 解,我们采纳了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方法。我们用DSM-4(DSM指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2013年起开始用 DSM-5。DSM-4中有十个问题,基本上是十种症状。如果有 人具备五个或更多,就可以被归类为潜在的病态赌徒。
2003年我们在澳门进行了第一项研究。那是很有趣的 一年,因为我们知道,2014年金沙成为澳门市场开放后首 家开业的娱乐场。因此2003年还是旧澳门,当时我们的电 话调查有大约1,000个取样对象。结果显示,15至64岁的本 地人中1.8%可以被归类为潜在的病态赌徒。
2007、2010和2013年,我们做了相同的调研。2007 年比重从1.8%上升为2.6%;2010年再次上升到2.8%;但 2013年急速下降到0.9%。如此大幅下降是很有趣的现象, 不禁让人产生疑问 - 2010至2013年间发生了什么?是因 为政府自2009年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吗?那时与澳门大学一 起,DICJ和社会工作局开始推广负责任博彩,到现在已经 六年了。
最初,没有太多人接受负责任博彩的概念。2009年我 们开始推广时,立法会有些成员质疑我们是在宣传负责任 博彩还是博彩本身!他们将博彩视作非理性,因此怎么可 以与负责任结合起来?
我们也明白,让澳门社会接受这个概念也是困难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只是去说服他们。我 们只是去推广这个”概念”,这个名称。
从第二年起,我们每年增加一个话题或一个主题,澳 门社会逐渐接受了它。我们用一些指导原则来帮助我们 推行负责任博彩。其中有一个做法最好。无论推广什么信 息,我们都会做研究来追踪信息的有效性。2009年我们做 项目时,在推广前和推广后,我们问了本地人很多问题, 比如他们对问题赌博了解多少?是否听说过负责任博彩?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一个负责任的博彩者的行为是什么?经 过逐年对比,最终我们有了一些发现!
在我看来最重要和突出的发现是,对问题赌博的意识 从2009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60%。我认为这是很显著的, 他们收到了这个信息。
然而,从2013年以来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尽管意识很 高,但知识仍然匮乏。因此我们改变了策略,从只是提升 意识,到帮助他们深入理解负责任博彩。
卓:您是如何着手去做的?
冯: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让五十万人对问题赌博、 负责任博彩以及博彩行为有很好的了解?”我们经过思 考,决定用竞赛的形式。去年是首次试验,我们制作了一 个应用程序,包含大约250个问题。人们可以下载应用,玩 一个问答游戏。如今人人都有智能手机,因此我们认为这 是一个寓教于乐的好方式。
我们还希望,未来走进娱乐场的人,甚至是即将上任 荷官工作的博彩从业人员,可以接受负责任博彩的培训。 因此现在我们敦促博彩营运商在雇佣员工时,让他们下载 这个应用,去理解有关博彩业和博彩行为的250个问题。
卓:这个应用程序是多语言的吗?
冯:可惜目前只有中文版本,但以后会的!里面的问题是 基于博彩法第16/2001号法律提出的,比如”进入娱乐场的 法定年龄是多少”。它们是选择题,其中有很多法律和博 彩问题。还有一些诸如”哪个游戏的娱乐场赢率最高”或 者”非法赌博的最高刑罚是什么”之类的问题。
我们希望明年英文版本可以做好,去年只是一个试 验,只有几百人下载。今年我们希望可以有几千。从九月 最后一个星期开始,我们将开启十周的幸运抽奖,奖品是 每周一台iMac。希望可以激励人们去下载。
卓:作为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ISCG)所长,您已经成为 澳门负责任博彩的代言。ISCG虽然是在大学内,但实际是 一个研究机构,不是教学机构。您是如何成为澳门引领负责任博彩宣传推广的人的?
冯:讲起来很有趣,最初我们只是作为政府的一个智囊 团,那也是ISCG于2003年设立的原因。从那时起,我们 陆续为政府做了一些研究,目前已经做了大约25或30份论 文。
2007年我们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提交给政府,叫 做负责任博彩政策研究。一段时间后,行政长官接受了我 们在澳门推行负责任博彩的想法。是因为他的领导。
而且,DICJ和社会工作局也与我们合作,因为在大中 华区,华人群体,还没有推广负责任博彩含义的任何经 验。没有人知道它。作为一个智囊团,我们贡献了我们对 于人们如何赌博成瘾的知识和理解。
实际上起初我们也不清楚人们如何成瘾。我们的起点 除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经验,别无其他。这也是我们访 问那些国家的原因。在那里,我们与政府官员会面,交换 如何进行推广的想法,以及有哪些经验。我们试图去建立 一个概念模型,并根据本地内容来进行修改。
举个例子。在澳大利亚他们总是宣传,”醉酒时请不 要赌博”。然而在澳门不太需要这样做,他们喝茶或者咖 啡来让自己更兴奋,这是文化差异。我们列出了负责任博 彩八个方面的认知和行为。
卓:澳门有多少机构来帮助陷入赌博问题的人?
冯:有四个,分别是圣公会乐天伦赌博辅导暨健康家庭服 务中心(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有24小时赌博辅导热线)、 逸安负责任博彩辅导中心、澳门工业福音团契,以及澳门 博彩业职工之家(不过他们已经将案例转介给政府)。
卓:我们来谈谈中国内地赌客,你们如何提供帮助?
冯:首先,我们可以说那些大赌客就是问题赌客吗?不可 以。假设一个大赌客会赌一百万港元,但他一年只来澳门 一次。我们不能说他就是一个问题赌徒。从心理学角度, 从学术角度,必须有当前的症状和非常严重的症状,才能 归类他们为病态赌徒。因此如果人们说那些在澳门赌博的 人,尤其是在贵宾厅赌博的人,是问题赌徒,那是错误的 想法。
对那些不能控制自己博彩行为的人,我的理解是,他 们必须每周至少来澳门一次。那些成瘾的人在一周内无法 控制自己,他们需要至少一周赌博一次。
但在中国内地,有多少人有签证一周去一次澳门?也 许他们住在珠海,或者是有商务签证的商人,但这意味着 起始的基数突然间就非常小了。每年来澳门的3,100万人, 也许只有其中的10万人?我不知道持有多次入境签证的确 切人数。那么问题是,如果这些人赌博成瘾,我们怎么去 帮助?
首先是隔离。2012年起我们有了一个隔离项目,中国 内地赌客可以向DICJ报告,申请自我隔离。如果你需要一 些外力来帮你戒赌,这是行之有效的。
第二是治疗。所有四个治疗中心都提供免费治疗服 务。据我了解,澳门工业福音团契会为珠海的一些案例提 供跨境治疗服务,不过不是太多。他们必须是非常重要的 人,那个组织会去珠海探访。这些治疗中心都是免费的。
第三是我们的负责任博彩资讯亭。很可能到明年第一 季度末,我们将会有最新版本的负责任博彩资讯亭,上面 提供在线「自我隔离」申请。你只需要出示护照,放在扫 描仪上,所有信息就直接到了DICJ。
目前我们有12个资讯亭,到年底我们将有18个,明年 再添6个。最终每个娱乐场都会设置一个。
卓:我看到过这些资讯亭,很多人使用吗?
冯:自2012年底至今,大约有27,000人使用过。有些资讯 亭使用的频率会比其他高一些。有些位于娱乐场内,有些 是在社区,包括澳门赛马会,这样我们可以增加使用率。
使用资讯亭时,它会首先出现两种选择 - 作为游客 登陆或作为本地人登陆。做了这个选择后,整个过程就开 始了,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游客还是本地人。从中获 得的发现很有趣。位于娱乐场的那些资讯亭,70%的使用者 是游客,但如果是位于社区,70%的使用者是本地人。通过 将它们设置在不同类型的地点,我们实现了一种平衡。
卓:我们还可以期待哪些其他举措呢?
冯:已经有一些行动。来自中国内地赌博成瘾的人有一个 问题,家人不让他们去澳门治疗,因为不确定他们是否实 际上是去赌博!因此我们使用电话或者网络。我们有一个 在线治疗服务,还有24小时的电话辅导,这样即便在北 京,也可以打电话。
你通过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得到治疗服务,这是一个 相当新的行动。今年前六个月我们已经有将近两千人打来 电话。
卓:根据您提到的数字我们可以计算出,澳门大约有5,000 人可以被归类为潜在的病态赌徒。有多少人在寻求治疗 呢?
冯:1%的人会寻求治疗,大约每年50人。
卓:那显然有很多人没有在寻求治疗,那么如何去帮助这 些人呢?
冯:首先我们需要清楚,一个社会有多大的比率被归类为 潜在的病态赌徒,算是正常的情况。就是说,即使没有 负责任博彩推广,这个比率应该是正常社会的标准。哈佛 大学过去30年在美国做了一项研究,显示正常比率应该 在0.5%至1%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澳门要符合国际上的 常态,就应该在那个范围内。第二,对于赌博成瘾的人来 说,研究显示,有一个自然康复的概念。这些情况也许是 因为一段关系 - 来自女朋友或者老板的信息 - 这个人得 到信息,戒了赌。如果是这样,那么越推广负责任博彩, 我们在群体中分享的正面信息就越多。希望没有接受治疗 的那个群体会自己放弃。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比 标准高出很多,就有问题了。但我们不是,澳门目前状况 不错。
卓:作为世界最大的博彩之都,这是非常好的状况。按说 由于娱乐场博彩的存在,澳门问题赌博的严重性要比世界 大部分地方都高?
冯:是的,但随着新娱乐场陆续开业,风险也在加剧。我 们称之为便利性,如果便利性提高了,人们赌博成瘾的 机会就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澳门政府正与我们一起着眼未 来,我们必须提前做些努力,而不只是去被动反应。